|
“我们的父辈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出版事业，他们虽然不在了，但是韬奋纪念馆、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就是我们的家，弥漫着我们父母气息温暖的家，让我们感觉自己不是孤儿，还有着三联后人那么多的兄弟姐妹。父母留下都是他们珍爱的东西，而珍爱的东西一定要存在自己的家里，这样他们才会放心、安心、开心。”
——吉晓蓉（吉少甫之女）
三联书店庆祝成立联欢会（1948年10月）
今天，“情系韬奋纪念馆——老三联后人捐赠仪式”在思南书局举行。徐伯昕穿过的中山装，韬奋纪念馆建馆、复馆档案资料，首任馆长毕云程为建馆致戈宝权信札，《上海出版工作》（1957年）等一批“老三联”的珍贵物品及档案资料温暖“回家”。
“老三联人”是指曾经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工作过的出版前辈。他们以笔为枪，追求真理，启迪民智，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进步新闻出版业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青春和生命。在中国的文化抗战历史中，他们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韬奋纪念馆的建立与“老三联人”密不可分，胡愈之、徐伯昕、邵公文及范长江、沈粹缜等前辈为了建馆积极呼吁、尽心操办。筹委会及办公室人员里有金仲华、汤季宏、方学武等“老三联人”，参加筹备工作的第一任馆长毕云程和后任副馆长袁信之都是“老三联人”。建馆时的馆藏大多数来自于“老三联人”保存的生活书店的档案及“韬奋图书馆”馆藏的图书。
在韬奋纪念馆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能够看到“老三联人”的身影。他们不仅为纪念馆的发展出谋划策，而且捐赠了大量珍藏，丰富了我馆馆藏。
“老三联”后人参观开馆60周年文创文献展
正如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在致辞中提到的那样：“可以说，没有‘老三联’，也就没有韬奋纪念馆。”
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致辞
近年来，“老三联人”陆续离开，他们的后人继承了他们的遗志，继续关心关注着纪念馆的发展，跟随前人的脚步，纷纷将记录着父辈足迹的老照片、手稿、档案资料等史料捐赠我馆。
.jpg)
“老三联”后人合影：左起袁仄、徐虹、陈小嫣、邹嘉骊（坐者）、孙戈、吉晓蓉 “老三联人”生前一起编书、出书，为抗日救亡、为新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去世后，他们编写的书籍，共同奋斗的足迹依旧汇聚在一起，为新闻出版史的研究留存珍贵史料。
捐赠故事
徐伯昕中山装一套
捐赠人：徐前（徐伯昕女儿）
徐虹（徐伯昕外孙女）
徐伯昕外孙女徐虹将外公穿过的中山装捐赠我馆，副馆长赵书雷、王晨向她颁发捐赠证书
徐伯昕
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原名徐亮，笔名吟秋等，曾化名徐味冰、赵锡庆。祖籍常州。1925年加入生活周刊社，负责推广、发行、广告等。1932年与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对生活书店的建立和经营发展有着重要的建树。1948年在香港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49年后，曾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和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1972年底，我入伍到北京，“文革”十年间，外公没有添置过正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一个周日，外公对我说，他要做一套新衣服，要红色的。当时也在场的外婆笑他，七十多了想穿红色。外公笑着扬扬头说：怎么不能穿，红色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不再是老骥伏枥，是老骥出枥了，要大干一场呢！于是有了这套酱紫色的中山装。
这套崭新的中山装，陪伴外公开启了他晚年的征程。作为三联书店的首任总经理，外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解决三联书店老同志革命工龄问题奔走呼吁，1980年7月又联合当年三联书店的负责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不懈的努力，1983年5月，中组部发文确认1949年10月前参加三联书店的同志，计算革命工龄，为三千多位书店的老同志落实了政策。
晚年的外公，不顾身体病痛，写下了《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为三联书店五十周年而作》《战斗到最后一息——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等文章，还对《生活书店大事编年》作了仔细修改，感念战友，记述历史，启迪后人。在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痛，惦念不忘的是：建立韬奋图书馆。1983年11月，在病房里，他和胡绳等6位三联老同志，联名致信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要求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1984年2月20日，3月19日，在外公逝世前一个月，分别收到文化部出版局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复，同意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1984年3月27日外公逝世。
韬奋纪念馆建馆、复馆档案资料
捐赠人：袁国新、袁国敏、袁国珍、袁国建、袁国平（袁信之子女）
(1).jpg) 袁信之致方学武信（1995年8月18日）
“老三联人”阅改给中央报告时批注
韬奋纪念馆为复馆致中央的信
袁信之
原名袁庆炎，上海人。1935年考入上海生活书店，任《学习》半月刊编辑。在上海开设“兄弟图书公司”任经理。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与上海的生活、读书、新知书店派出人员一起在苏北发展根据地文化事业，创建当地唯一的“大众书店”。1943年后调入隐蔽战线工作多年。1949年调入上海公安局社会处工作。1956年由上海市委调至文化局，负责筹建“上海韬奋纪念馆”，至1983年一直担任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
父亲袁信之是30年代加入生活书店的“老三联人”。1956年10月参与韬奋纪念馆筹建。“文革”期间，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被污蔑为30年代“黑店”，大批曾在生活书店工作过的“老三联人”遭受无辜的迫害。韬奋纪念馆也被勒令“停止对外开放”。父亲被抄家隔离，作长期历史审查，首任馆长毕云程也因脑溢血病逝。纪念馆和故居被侵占。
“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父亲去北京采访、征集文物，同时为复馆工作与在京“老三联人”商谈、听取意见。“老三联人”为此召开座谈会，积极呼吁尽快恢复韬奋纪念馆。胡愈之、钱俊瑞、徐伯昕、邵公文、许觉民、陈其襄、王仿子、王泰雷及沈粹缜、邹家华、邹嘉骊在京参与座谈。会后，有人建议向党中央写一报告，要求恢复开放韬奋纪念馆。于是，由父亲袁信之拟稿、许觉民修改，又经范用、王仿子、程浩飞阅改，徐伯昕、胡愈之阅正，最终提交中央领导。报告简要回顾了韬奋的经历和韬奋纪念馆的历史，并提出有关今后纪念韬奋的一些设想建议。1979年7月24日，韬奋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毕云程致戈宝权信札两通
捐赠人：戈小丽（戈宝权女儿）
孙戈（戈宝权外甥）
毕云程致戈宝权信（1957年10月16日）
毕云程致戈宝权信（ 1958年1月15日）
(1).jpg)
戈宝权
江苏东台人。曾用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早年为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周刊》等进步报刊供稿。1934年2月成为《新生》“名著与名著提要”专栏作者。1938年3月任武汉《新华日报》编辑和编委，同时为《抗战》三日刊撰稿。1939年开始为生活书店创办的《读书周报》撰稿。1941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同时参加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编辑工作。1946年进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读书与出版》月刊。1949年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因促进中外文学译介与研究，获得多个国内外有关奖项和荣誉称号。
近段时间，在家整理二舅戈宝权书信和相关手稿资料时，发现了毕云程先生于1957年10月16日和1958年1月15日写给戈宝权的两通信札。信中记述了他们见面时，戈宝权告诉他在莫斯科高尔基博物馆初次发现韬奋先生给高尔基写的英文信件。
从信札中知晓，当年戈宝权曾对毕先生说，他计划撰写文章纪念韬奋先生，讲述这封信件发现的经过。在之后的若干年里，戈宝权撰写了“韬奋与高尔基”等相关文章见诸报刊杂志。
从我查阅的戈宝权手稿和剪报中看到，1958年3月11日《文艺报》第五期中，就发表戈宝权撰写的《邹韬奋和高尔基》，他写道：“我们过去一向不知道韬奋写过信给高尔基，无论从遗留下来的文字当中，或者从他所写的《萍踪寄语》（三集）中都没有见到有关这件事情的记载。我和他相处的许多年当中，也从未听见过他提到这件事。……1956年5月间，我在莫斯科时，曾专访过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当时就听说在高尔基的文献档案中保存着几封中国人所写的信；1957年6月间，我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之后路过莫斯科时，又重访了高尔基博物馆，才初次发现了韬奋的信。”
1986年上海三联书店成立之际，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该书邀约戈宝权先生对全书做校订，并撰写新版前言。他在这篇长文中再次对韬奋先生给高尔基的信做了更详尽的记述。1986年12月17日，戈宝权将新版前言和校订后记交给上海三联后，就踏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快列前往苏联。29日到达莫斯科后，他冒着风雪赶到高尔基博物馆，将上海三联书店重新出版韬奋先生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的消息告诉了高尔基的长孙女马尔法·马克西莫夫娜。当他回国后，得知书籍还没有出版发行时，又赶写了编后补记，记述了再访高尔基博物馆的经历。
在戈宝权的心中，他时刻怀着对韬奋先生的敬仰，在患难与共中和韬奋先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上海出版工作》1957年（内刊专辑一）等十三件
捐赠人：吉晓蓉（吉少甫女儿）
吉重安（吉少甫儿子）
袁信之致方学武信（1995年8月18日）
吉少甫
祖籍扬州，曾用名吉伽夫。1939年考入贵阳生活书店。1940年进桂林文化供应社，后曾任桂林、曲江新知书店分店经理。1941年创办香港南洋图书公司，任经理。1945年后奉命任重庆、上海、香港群益出版社经理兼发行人。1950年后主要从事教育图书的出版。“文革”后曾任上海出版局副局长，上海三联书店名誉总经理和顾问。著有出版史研究文集《书林初探》，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及《郭沫若与群益出版社》。
父亲吉少甫是1939年在贵阳考入生活书店后又转到新知书店的“老三联人”。韬奋基金会的首届理事，重建上海三联书店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所捐物品一半以上是父亲收藏的六七十年前有关出版的历史资料，其中一本纸页已发黄的《上海出版工作》，摘要记录了1957年上海出版系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时，出版工作者在四次座谈会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这些发言者除当时担任教育图片出版社总编的父亲外，还有几位老三联人，虽然他们因此改变了个人命运，人生经历坎坷，但他们不忘初心，坚守了韬奋精神。今天，他们所提出的好建议、好设想，以及心中的出版愿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大都实现了。
|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