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由上海韬奋纪念馆编、中华书局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出版座谈会在韬奋先生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华书局、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及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的相关领导及编辑出席会议，与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等研究机构的嘉宾学者一起讨论了这本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陈挥

    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的出版用原始资料佐证了当年生活书店创建和运营的情况。生活书店实际上是生活出版合作社，一直到韬奋第一次出国流亡前夕，才先后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人事委员会会议，这三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生活书店民主体制雏形逐渐形成。另外，关于备受关注的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关系，也有了还原事实真相的有力佐证。

    第二，以前没有被提到的史料被发现。包括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以及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1936年7月，韬奋从香港回到上海，当时形势非常严峻，为此新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临时委员会取代原来生活书店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管理生活书店的运作。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选举张仲实为主席，此后一共开了20次会议，从1936到1937年9月基本是张仲实主持，包括这期间发生的“七君子事件”，韬奋被捕。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作为中共党员的张仲实在主持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时，是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呢？当时正值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中共中央已决定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转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张仲实是如何把生活书店的工作引领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服务的呢？这对于研究生活书店的发展历史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生活出版合作社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三册）中关于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的部分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思和

    在没有发布这本书以前，谈到生活书店和鲁迅的关系，主要着眼于人事矛盾上。现在看会议记录里面写得很清楚，《文学》月刊和《太白》半月刊的发行量都是1万2千，但《译文》只有3千2，对书店来说停掉《译文》无可厚非，何况当时还有《世界文库》与《译文》是同类型刊物，读者分散了。这是根据市场决定的。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一定是走市场的，没有出版社专出赔本的书，一定要通过市场调节使这个出版社立足于社会。这两者怎么处理，对于知识分子经营的出版社是一个考验。如果把生活书店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它是有不同的层面，有管理层面、文化传播层面，有进步理想追求的层面甚至可能还有中共党的要求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关系怎么去协调，我觉得生活书店是非常好的案例。这些出版先贤的实践经验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借鉴。

    这批材料好在韬奋纪念馆把它拿出来公开影印，没有经过任何修饰，遮蔽，这一点很重要。我很期待后面两辑，接下来随着抗战迁徙以及与其他出版社合并，会有更多精彩复杂的形态，对学术界的研究，对出版经营者来说都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其中有当时旗下刊物出版发行情况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朱敏彦

    韬奋纪念馆将馆藏的1933到1937年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全面完整进行影印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存史价值，这份工作的启动就是把沉睡的档案激活了，史料价值能够为后人所用，这部分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第二个是研究价值，以后研究到生活书店这一段，增添了很多新的史料和话题。通过民主管理的方法，这个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好多问题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价值，我们研究不是说凭想象和概念，而是从史料出发，现在有这些史料，很多不清楚的问题可能通过这些史料得到证实。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武

    生活书店相对当时上海那些最主要的出版社、出版机构，在经营管理方面是非常独特的。像商务印书馆实行一处三所制，基本是垂直管理，完全按一家现代企业运作，而生活书店不同，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另外还有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让社务民主化，大家都来参与，共同推进事业发展。一个知识人创办一个出版机构，在出版史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后来更被视为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代表，它的奥妙在什么地方，读这部会议记录，就比较清楚了。

    这部《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早期生活书店内部的管理运营机制，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正史之讹”，如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邹韬奋“流亡”及其经费来源等，借助这部会议记录可以得到厘清; 二是“纠史之偏”，过去讲生活书店，差不多只讲韬奋的贡献，比较忽略理事会和人事委员会其他人的作用，这部会议记录可纠正这类偏颇;  三是“补史之阙”，譬如临时委员会，以前关于生活书店的论述几乎都不曾提及，从这部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在生活书店早期史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们研究出版史，比较偏重于出版物（杂志书籍）以及出版人的研究，因为史料的限制，有关出版机构内部的实际管理运作情形研究得很不够，如它是怎么经营的，它在经营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它怎么处理的，都不是很清楚的。其实，真正的出版史研究是离不开对内部经营管理的研究，一个出版机构能够凝聚这样一批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它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部会议记录为我们展示在这样一个复杂时局当中，生活书店跟这个时局博弈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它所做的努力。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理事会内部，以及理事会与社员大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等等。

    总体而言，这部会议记录不仅是对韬奋与生活书店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对同一时期出版史的研究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借助这部会议记录也可以丰富和深化对韬奋那一代知识人的理解，韬奋是一个行动派知识人，不仅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我个人对这类知识人尤有敬意。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
 

 

华东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武志勇

    我认为这本会议记录的出版，对于生活书店研究、韬奋研究和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新史料的公开对于研究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我过去做韬奋研究的时候，囿于史料产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看到这本会议记录中的材料，一下子就明白和清楚了。比如，民主管理是"生活"的特色。具体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是怎样的呢？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韬奋和生活书店管理层，建立起三个委员会的议事和决策架构，提出议题、讨论议题并做出决策，从而凝聚共识、团结同仁。实现更好发展。还有韬奋在经营中反复强调事业与商业并重，强调促进大众文化，是否所有同仁都认同事业与商业并重的方针，是否会有不认同不支持的情况发生？如果有员工不能跟着这个想法走该怎么处置？看到会议纪录中对怠工事件的处理，我们发现生活书店同样有员工与管理层的矛盾，也发生跟大方向不一致的消极现象，也需要用高明的管理技巧来化解和消弥分歧，凝聚人心。

    希望韬奋纪念馆出版更多的馆藏珍稀史料，这对我们整个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会产生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比如黄炎培先生出于怎样的考量将《生活》周刊"交"给了韬奋先生，生活书店是怎样在出版进步刊物和维持良好经营之间找到平衡的等等，这些问题在新史料中也许可以找到更直接、生动的答案。

    另外，我建议把这些史料数字化，让研究者可以去更便捷地进行使用。

 

生活书店员工集体怠工事件中，王锦云等社员联名致人事委员会函（页1、页2）

 

华东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洪九来

    这套资料自成体系，时间脉络清晰，完整记录了生活书店的经营史。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再配合生活书店其他的档案，特别是跟《店务通讯》结合起来研究，更加有价值，能够形成一种完整的生活书店史料的链条。现在这套会议记录是属于内部档案，应该是不公开的材料，而《店务通讯》虽然是在书店内部之间发行，但它实际是半公开的，传播很广。这样，一个内部管理层的原始资料，一个内部同人资讯交流，互相有了印证。此外，会议记录偏重于企业内部的重大决策，规章制度这方面的东西，《店务通讯》则是大量业务交流、同人消息和工作感想，更偏重于分散于各地的同人之间业务和情感的联系，一个是企业内部管理层面的，另一个是企业内部文化的呈现。我们把这些资料完整结合起来，可以互相印证挖掘生活书店，特别是后面发展过程，价值会更大。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周立民

    我认为这些档案资料出版价值和意义非常大。从做现代文学研究角度来看，它会改变过去主要依据回忆录为主的研究模式，而转到依据文献资料与回忆相参证的实证性研究上来。这是很重要，我们很多文学史的描述，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解读，当事人回忆录成为很重要的依据。而个人的回忆都是有选择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追溯历史事件时候，自我目的和功利性又非常强大，这必将伤害对历史事件真实程度的还原。而《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这样一个最原始的实证资料摆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生活书店及这段历史其原真程度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其次，行动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实践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是一份记录完整的、展示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行动记录。知识分子理想性总是很强的，这种理想要转化成社会上具体的行动和事件，有时候真的需要各种谋略、策略、经营方式。通过这样一份记录出版，再结合韬奋自己思想和经历以及他周边的人，包括张仲实等，会形成一个很完整我们对行动知识分子比较全面的关照，这点很重要。作为一个书店的会议记录，肯定也淹没掉很多东西，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其他资料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把周边资料整理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料链，这样我们会看到更多东西。

 

上海社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忻平

    近年来韬奋研究，三个字概括就是“热、新、特”。不仅韬奋本人、韬奋精神研究逐渐热起来，而且还是多层面、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包括今天是从文学、史学、党史、出版还有新闻传播、经营企业、校史等方面开展研究。从多个方面多个学科来加以研究，这是一个新的动向。而且书出来以后，今后的研究成果也会令人欣喜。“新”则是新史料、新内容不断出现，也印证了一些新的具体的个案问题。“特”表现在这本书，反映的是关于生活书店这几年要解决的各类问题，经营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工人问题、解聘人员问题、对外的关系联络、财务等，都涉及一个企业发展的历史多面性。也说明历史上人和事包括人际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这才正常，提供了活生生的史料。民国时期这些知识人，输入新知，培养新人，而且推动整个中国现代化，上海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很大一块包括出版业，他们的使命感很强。今天的会对我来说收获很大。我认为这本资料价值已经非常明显了，后面两本出来之后，如果连起来读，效果将会更强一些。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计划分三册影印出版，继“韬奋纪念馆馆藏文献”丛书第一辑出版后，第二辑《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也将于今年出版，主要是有关生活出版合作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涉及总店从上海迁移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编审委员会，修改社章，设立分支店及编印《店务通讯》。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