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多姿多彩，但他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和我们谈及自己的人生往事。作为儿女，我们也只是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和日常谈话中的只鳞片爪来认识父亲。

    1920年的中秋节，父亲出生在苏州。我的爷爷在苏州的观前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绸布庄，迎来送往，养家糊口。父亲是家里的老幺，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家境虽不算富裕，但是也衣暖食足。父母爱，兄姐疼，父亲的童年可以说是平静安乐的。

 

 

    茅盾先生的小说《春蚕》描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江浙蚕农的悲惨命运，在日本生丝的倾轧下，不仅蚕农们纷纷破产，爷爷的小绸缎庄也因此倒闭。16岁的父亲为继续求学，离开苏州，到山东枣庄求助自己的二姐。我的二姑妈非常疼爱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弟，承担了父亲全部的求学和生活费用。在枣庄煤炭学校期间，父亲的学业非常优秀，获得了全校的金质奖章，并以此免除了学费。

    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枣庄。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在和几个同学好友向南方寻求抗日机会的路上，看到武汉生活书店招收练习生的广告。生活书店、《生活》周刊、邹韬奋先生……像一束光，召唤着18岁的父亲。

    在武汉，父亲顺利地考取了生活书店的练习生，跟随韬奋先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十年，也是父亲心中人生最重要的十年。1939年，父亲从生活书店兰州分店撤退到重庆，开始了他在重庆十年的生活。

    1945年，他与我的母亲何理立，在重庆生活书店全体同仁的祝福下结为夫妻，至今已75年。生活书店的同仁们专门为他们做了一套封面烫金的《资本论》作为结婚礼物。

 

    在重庆，他有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

    在重庆，他光荣而又隐秘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革命先烈彭咏梧。彭咏梧的妻子江姐烈士是我母亲小学时结识的好友，他们的独子彭云是和我大哥同年出生的。两对革命夫妻，自此结下了终生友谊。60年后（2005年）江姐的孙子彭壮壮与父亲的孙女（我大哥的女儿）仲琦结为夫妻。

    在重庆，他成为三联书店第一任经理。

    在重庆，他也经受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1948年6月1日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由于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以民盟身份在1949年5月被营救出狱。

 

生活书店在渝同人合影，前排左一为仲秋元

 

 

仲秋元全家福

    而立之年，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

    他努力工作且春风得意。

    从出版总署到文化部，从重庆一家书店的经营管理进而到全国文化事业的计划管理（文化部计财司长），事业上一帆风顺。

    1960年，父亲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中国计划经济代表团，赴越南帮助越南制定五年计划。

    我的母亲在北京外文书店担任经理、党总支书记，夫妻二人相互支持，比翼齐飞。

    三个儿女相继出生，家庭生活美满。

 

2019年，仲秋元将珍藏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生活日记》捐赠给我馆

 

1960年5月在河内与越南同志合影。后排左一为仲秋元，后排右二为陈慕华

 

 

仲秋元在干校学习插秧

    这个十年，不仅是我们一家，整个国家、民族，都是坐上过山车一般的十年。

    前五年，父亲继续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文化事业管理转轨至行政管理（办公厅主任）。我们兄妹四人，陆续进入中小学读书。

    平静幸福的生活没能持久。1965年，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开启了十年“文革”的序幕。

    “文革”期间的种种不堪和屈辱，父亲无一幸免：被打倒、被批斗、关牛棚、做检查……1969年，文化部全员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年近半百的父亲，开始以劳其筋骨的形式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的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围湖造田。在文化部所谓的“走资派”中，父亲尚属年轻，被分配到远离“连队”的湖中小岛上放鸭子，每隔一周左右将所产鸭蛋送到连队来，为大家改善生活。放鸭班只有三两个人，自己生火做饭，虽说辛劳艰苦，但是不必参加那么多的批判学习、活学活用等，心理上会稍感轻松。

    此时，我们兄妹四人中，大哥在外当兵，姐姐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哥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我和父亲同去干校，独自在连队做一名干校学员，只有母亲留守北京。全家六口人分别在六个地方生活。

 

 

1972年，仲秋元在干校三年获得第一次探亲假，绕道老家苏州，在拙政园拍照留念

    “文革”后期，国家运转逐步走向正常，除了工业农业的抓革命、促生产以外，从1971年起，大批干部开始陆续“解放”，被“三结合”，开始逐步恢复工作。但是父亲却一直得不到“解放”。大哥在空军做飞行监听工作，保密级别很高。大批干部被解放后，父亲还是被“挂着” 没有恢复工作，部队领导实在等不下去了，只能非常遗憾地让大哥转业；我和二哥、姐姐一样，仍然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

    1973年，父亲作为最后一批人员撤离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终于被宣布“解放”，重回革命队伍。当时的文化部被于会泳等人把持，父亲没有回到机关，到当时的“五七艺大”中央美术学院担任书记。年逾半百的父亲带领美院的师生们走“开门办学”的道路，发现并推广了陕西户县农民画。

 

1974年，在陕西户县开门办学。右二为仲秋元，右一为著名农民画画家李凤兰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回到文化部机关工作。

    家庭生活也逐步走上正轨：母亲继续带领外文书店在“学习热”大潮中高歌猛进，大哥结婚成家，姐姐和二哥作为知青返城后参加工作，我考入大学。

 

 

1983年，仲秋元（中）考察四川省图书馆

    这十年，国家经济在飞速发展，文化事业也在同步发展。1981年，经过中组部考评和文化部处以上干部投票，父亲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文化经济方面。

    经过“文革”的毁灭性打击，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各地要资金、要项目，众多文化单位嗷嗷待哺。

    父亲在短短几年里，仅据我所知，经手办理了敦煌莫高窟修建工程、麦积山修复工程、北京琉璃厂复建工程、北京恭王府修建工程、六所国家级艺术院校的新校选址和奠基工程、国家大剧院选址申报立项等。年逾花甲的父亲殚精竭虑，为文化事业的发展鼓与呼。在和国家计委、北京市、财政部等部门打交道时，文化部其实是弱势，这些项目修建的过程中，父亲也是承受了难以言说的委屈与无奈。

 

1984年，仲秋元（中）在麦积山石窟修复工程工地

    父亲到了年龄退出现职后，还兼了几个协会的职务，依旧是整天忙碌。全国各地考察项目，争取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下，为各地的文化事业争取更多的资金人员和项目。前不久文化部的一个局级干部还对我说，1986年他大学毕业分到文化部后第一次出差就是和我父亲一起去新疆，那时的新疆路况很差，车辆也不大好，他们车队的一辆车还翻车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80年代后期，父亲逐渐放慢了工作的节奏， 开始学会享受家庭生活。儿女们均已成家立业，孙儿孙女成群。母亲也完全退休，老两口平时在家读书看报，周末会到北京的各大公园走走看看，退休生活安静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