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月当空，中秋佳节，理应是游子归乡、全家欢聚、团圆美满的好日子。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山河凋敝、战火纷飞。国既不国，家何能存？在这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韬奋以笔为枪，奔走于抗日救亡的前沿，经历数次流亡甚至入狱，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寥寥可数。据韬奋女儿邹嘉骊回忆：她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常常跟着母亲和两个哥哥，陪伴、掩护父亲辗转于重庆、香港、东江、桂林等地，与父亲聚少离多。这些困顿中的团圆瞬间，珍藏于邹嘉骊回忆中。

如今，月光映照下，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站在这由无数先辈浴血筑就的和平之地，我们透过邹嘉骊女士的回忆，跨越时空，共同感受韬奋先生一家相聚的温馨与别离的悲愁，感受那硝烟弥漫岁月中的家国之情。

模范家庭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韬奋被迫流亡前与家人摄于上海万宜坊

（1933年）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刺绣学校教书，因为年纪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

沈粹缜的刺绣作品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的，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其实父亲应该早就知道母亲。我后来整理父亲的文章，编制目录时发现，他们认识前父亲就以“粹缜”为笔名。他们认识后，父亲就开始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妈妈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跟她开玩笑。

韬奋与沈粹缜结婚照

（1926年）

结婚后，母亲就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

韬奋在书房

（1924年）

妈妈特别会过日子。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爷爷、叔叔的钱与家里开销都分别装到信封里，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因为妈妈很会理家，我们都不愁。爸爸喜欢妈，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韬奋与沈粹缜摄于无锡公园

他们俩经常在家里说笑话，很亲热。这种氛围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节选自《邹嘉骊口述：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

父亲给母亲跪下了

当时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长江、廖承志、茅盾都在，还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领导，香港是他们的工作据点。父亲的工作还是办报，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复刊。我们一家到了香港，妈妈反倒发愁起来，因为一点生活的费用都没有了。

后来还是一位朋友发现了母亲的尴尬与难处，决定预支父亲《抗战以来》的稿费。我们这才在香港安下家来。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父亲最稳固的后方，支持着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

《抗战以来》

（1941年版）

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我们当时就住在九龙的一个贫民窟里。组织上派交通员找到我们，按照要求还是爸爸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后走。

韬奋赠与东江游击队曾生大队长的题词

（1942年）

父亲一去路途危险，而我们和母亲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感到无依无靠。分别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无论流亡海外，还是从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汉，逃到重庆，还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却心里没底。爸爸向妈妈托付我们几个孩子，希望她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

——节选自《邹嘉骊口述：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

最幸福的日子

阳台山地势隐蔽，可防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山上新建两座人字形大草寮，一座供起居住宿，一座供吃饭休息。我们和爸爸欢聚团圆就是在阳台山的“大草寮”里。那是生离死别、死而复生重逢的地方，欢乐之情随时会表现出来。一个大寮住有不止十对夫妻。平行两个草寮之间有一个粗大的树根，可以临时放放小件杂物或菜碗。

韬奋与家人摄于重庆

（1940年）

在阳台山的两个多月，是我们家过得最幸福的日子。爸爸情绪高、活跃。早晨醒来先做头部按摩，躺在统铺上做保健操，以后又把这套保健操传授给同寮的友人；有时带我们去小溪边捉虾摸小鱼；特别关心纵队的报纸，不止一次参观简陋的报社，建议把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改为《东江民报》，欣然挥笔书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几次去报社，应要求写社论，受到欢迎。于伶文中：大家借替韬奋过生日为由，在一个春光之夜，围坐在山下一丘农田里，各人高举一碗又辣又甜的姜汤代酒，祝他健康长寿。有人鼓掌要寿星演讲。韬奋说：（大意）我邹韬奋是一个凡人，人生四十七，只想在苦的酸的辣的时代里干一点苦事业！后来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潘汉年，我眼睛一亮！由于他，我跟胡愈之、鲁迅、宋庆龄、沈衡老等人多了来往，初步认识到要辣！再后来跟周恩来、董必武、王稼祥等几位的相处，我才认识我自己是太弱，太浅，太不够，太差了。

此时此刻，他享受着妻子、孩子亲密相聚的家庭温馨，享受着“二十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的生涯。

遗憾的是这样幸福的日子太短暂了。这样的全家福，亲密相聚，匆匆只有两个月多，却又要分离了。在如此阳光、自由的氛围中度日，这辈子也就仅此一次。

——节选自《别样的家书》 邹嘉骊编 编者感言